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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4年11月2日至3日，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办，景德镇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协办的“2024东亚陶瓷史国际研讨会”在景德镇顺利召开。这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韩国高丽青瓷博物馆、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筑波大学、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美术馆、上海博物馆、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景德镇陶瓷大学、深圳博物馆、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与科研单位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的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分享了近年在东亚陶瓷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内容涵盖了多地区和国家间的文化流动，提供了丰富且多元的研究视角，现场学术氛围浓烈。

11月2日上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主持开幕式，景德镇市文旅局副局长陈刚、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先后致辞。

景德镇市文旅局陈刚副局长在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专家领导以及学者能够远道而来拨冗参会表示衷心感谢。他提到，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千年以来窑火不断。景德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申遗路上已走到第10年，目前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陶瓷文化在东亚具有深厚的底蕴，期待复旦大学汇聚中日韩各国的研究力量，共同探讨陶瓷的未来之路。

复旦大学科研处肖卫民副处长代表学校对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认为，陶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号象征，加强陶瓷文化研究，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陶瓷作为中华文明向世界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会议十分有幸在陶瓷文化底蕴深厚的景德镇举办，这样的时空场景，对于我们开展东亚陶瓷史的研究和讨论，尤其是研讨和思考从中国、从景德镇出发的陶瓷交流发展史这样一些前瞻性的全球史研究话题，都将带来很多的启发和灵感。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四个专题。第一个专题为“东亚视野下的景德镇瓷器与瓷业遗产”，分两场分别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匠心冶陶》纪录片总导演郑鹏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主持。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的报告题目是“景德镇落马桥窑址考古新见”。2023至2024年，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对老城区落马桥遗址进行了深入发掘，主要集中在红光瓷厂和狮子下弄区域。发掘揭示了大量元代晚期至民国的制瓷和生活遗存，发现包括两座明正统至天顺时期的葫芦形窑炉，明中晚期的料池、辘轳坑，及清代早期的生产作坊遗迹，为研究明清时期的窑作布局和制瓷工艺提供了重要材料。2024年4月至6月在狮子下弄的发掘中共清理遗迹29个，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的砖砌墙体与道路遗迹，提供了落马桥遗址与昌江河水系之间的窑业聚落与交通路网实证线索。本次发掘出土遗物包括瓷器、陶器、窑具、制瓷工具、建筑构件、金属器、石器、玉器等，其中清代遗物品类丰富，主要包括青花、白釉、青釉、蓝釉、粉彩等，并出土较多试照；明代遗物主要见有青花、仿龙泉青釉、白釉及青花五彩、素三彩等，青花纹饰丰富，并出土有书官款或绘五爪龙纹的半成品、戳印文字板瓦及龙纹瓦当等，另有“正德四年”铭纪年瓷拍及轴顶帽等制瓷工具；元代晚期遗物主要有卵白釉、青白釉、白釉、蓝釉及青花，器型丰富，出土有模印龙纹高足杯、蓝釉狮形塑钮、青花人物纹梅瓶、松竹梅纹匜等精美器物。清理出的连续地层堆积单位也为探讨落马桥乃至整个镇区的窑址生产分期、遗址性质等问题提供了考古依据。

在景德镇正在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背景下，清源视野文化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景德镇申遗文本主要撰稿人魏青发表报告“世界遗产视角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产价值初探”。近年来，《世界遗产公约》在理念和方法上进行了调整，力求打破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的界限，形成更具包容性、更高社会参与度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泛遗产概念。在此背景下，景德镇申报世界遗产的策略，也从以御窑窑址为主转变为强调手工瓷业的整体历史发展形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阐述产业模式的蜕变。这一新方向基于近期的考古研究和保护工作，构建了新的系列遗产框架——以湖田窑遗址片区、御窑厂和中心镇区为代表的瓷业生产核心区，以瑶里原料产区、蛟潭窑柴产区为代表的重要原料开采、生产区，以及串联整个产业体系的水运网络节点。上述申遗策略的转向，一方面扩展了对景德镇瓷业遗产范畴的理解认知，成为推动未来城乡可持续发展的优质资源，同时也对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保护和管理等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需求。

复旦大学教授刘朝晖发表题为“泰国阿瑜陀耶皇宫遗址出土景德镇瓷器研究”的报告，这是复旦大学古代瓷器研究团队承担的国家社科冷门绝学学术团队项目“阿瑜陀耶王朝宫廷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开展的工作，报告由刘朝晖教授与博士生张爱星合作完成。阿瑜陀耶王朝统治下的暹罗王国是泰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国之一，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东南亚重要的贸易枢纽。该王朝与中国、印度、波斯及欧洲等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往来，尤其是在中国的明清时期，阿瑜陀耶王朝通过朝贡贸易和私人贸易体系，与中国展开了大量的物质交流，其中景德镇瓷器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大城府阿瑜陀耶皇宫既是皇室贵族的居住之地，也是王朝的政治和权力中心。该遗址经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来自景德镇的瓷器。这些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抵暹罗，深受阿瑜陀耶皇室和贵族的青睐，成为宫廷日常生活、宗教仪式、丧葬礼仪及外交馈赠的重要物品。在阿瑜陀耶王朝晚期，暹罗王国的皇家和贵族阶层为满足其独特审美需求，还从景德镇特别订制皇室使用的宾乍隆瓷器。宾乍隆瓷器融合暹罗本土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是中泰文化相结合的象征。景德镇瓷器的装饰风格对泰国的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影响了泰国陶瓷艺术与建筑装饰的设计，特别是在宋加洛（Sangkhalok）釉下彩绘瓷中尤为突出。

复旦大学博士后成高韵，就其和高丽大学博士生金耿印合作完成的“韩国高丽、朝鲜王朝遗址出土的景德镇瓷器研究”进行报告，探讨景德镇瓷器在高丽和朝鲜时期的出土情况及其文化影响。高丽时期遗址（918 -1392）出土的景德镇瓷器主要包括呈米黄和灰白釉色的白瓷，同出的还有福建、广东等地生产的青白瓷。根据出土及博物馆藏文物来看，高丽时期中国南方白瓷的输入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Ⅰ期（10世纪末至12世纪中期），景德镇及福建、广东等南方地区生产的白瓷大量流入高丽，在开京地区主要流行的是香炉、盒子、枕头等特殊器型，与中国辽代境内的出土物相似 ；地方上则以碗、盘等普通器型为主，与日本地区的出土物类似 ；到第Ⅱ期（12世纪后期至14世纪后期），中国南方白瓷主要在高丽各地的寺院遗址中出土，器型逐渐统一。朝鲜时期遗址（1392 -1910） 出土的景德镇瓷器主要包括白瓷、青花瓷、五彩瓷等品种，常与龙泉青瓷、漳州窑瓷器共同出土。出土遗址涵盖朝鲜王宫、与王室相关的寺院、两班贵族宅邸及市场等，说明景德镇瓷器此时已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被广泛使用。报告中提到，景德镇瓷器在朝鲜时期遗址的出土情况，揭示了景德镇瓷器不同的流通模式及使用阶层的变化。通过研究景德镇瓷器在朝鲜时期被接受及普及的过程，可以透视东亚各国在文化、经济等多层次的交流互动，也表明景德镇瓷器是了解当时社会文化和经济互动模式的重要历史证据之一。

第一个专题以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任志录题为“伊朗霍尔木兹岛上的青花瓷”的报告结束。霍尔木兹岛位于印度洋与波斯湾的交汇处，在军事和商业上都具备重要意义。在早期考古发掘中，波斯湾沿岸已发现有唐宋元时期的长沙窑和越窑、元代德化窑白瓷和磁州窑瓷片、明代中晚期青花瓷、伊朗釉陶等瓷器。报告中提到，明代郑和第四至六次下西洋后亦曾抵达霍尔木兹新港。任志录研究员在当地考察时，首次发现了明代中晚期青花瓷以及断代为萨法维早期的伊朗绿釉陶器。

第三场研讨以“东亚陶瓷的使用情景”为题，由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名誉院长江建新研究馆员主持。

深圳博物馆研究馆员郭学雷首先进行题目为“礼仪中的瓷器——十五世纪的明代宫廷用瓷”的报告，从礼制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十五世纪的明代官窑瓷器。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推崇儒家思想，并强调礼乐制度，这使得瓷器的使用与宫廷礼仪文化紧密相连。在吉、凶、军、宾、嘉五礼中，瓷器不仅是实用物品，更是权威和地位的象征，尤其在祭典、朝会和朝贡等重要场合中。报告通过探讨吉、嘉及宾礼的宫廷礼仪，将瓷器的纹饰、器型与釉色与文献中的礼制规定、图像相比对，揭示瓷器在当时具有的寓意与用途。如对比明代宫廷仪仗中的五岳、四渎旗的图案和现存地祇坛神龛外侧花纹，认为1994 年御厂遗址珠山东门头出土一件永乐青花香炉应为配合永乐十八年新山川坛的落成而烧造。报告认为15世纪宫廷瓷器的生产与使用，遵循着一定的礼仪规范与等级制度的约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秩序化及各安其位的现象。

京都国立博物馆学艺部长尾野善裕所作报告，主题为“日本名家与古寺院传世的清朝瓷器”。17世纪中叶，由于清朝的海禁政策，中国瓷器的海外出口急剧减少。与此同时，日本肥前有田的瓷器生产迅速活跃起来，甚至发展到可以出口海外的规模。因此，即便清朝后来颁布展海令，中国瓷器再次大量出口海外，但由于日本国内的瓷器生产已经能够充分满足本土需求,不需要再特别进口中国瓷器。然而，清朝陶瓷除了作为运输容器，还有相当数量的包括茶具在内的食器传入江户时代的日本。这背后可能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一种憧憬。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对江户城下町等遗址的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不断推进，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清朝陶瓷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尾野先生以广海家和野崎家为重点，介绍了其在进行日本名家和古寺传世品普查时发现的清朝陶瓷。广海家（大阪府贝塚市）于天保六年（1835）开设了廻船问屋（船运贸易业）而致富。在其家族所传世的清朝陶瓷中，有20多个收纳箱上写有天保二年(1831)六月或八月的墨书。这批资料可以确认在天保二年已存在于日本，具有高度的共时性，因此极为珍贵。从文政年间（1818-1831）到天保年间（1831-1845），野﨑家（冈山县仓敷市）通过制盐业和开发新田积累了大量财富。在其所传世的清朝陶瓷中，青花的盘、钵、盖碗等与广海家传世品有许多共同与相似之处。但是粉彩、宜兴窑产的泡茶具以及日本的订制品尤为引人注目。对比清朝陶瓷的传世品和出土物可以发现，出土器物绝大多数是原本成套器物中的散件，而在传世品中，壶、瓶、钵和水指等较大型器物的存在则格外引人注目。此外，从器形和铭文来看，传世品中有相当数量被认为是日本订制的产品，但在出土物中却几乎看不到这类器物，反映出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在提问环节，刘朝晖教授针对清代嘉庆年间日本订制的景德镇瓷器中再次兴起明末祥瑞瓷器风格的原因进行提问。尾野先生表示，首先目前所发现的产品均为乾隆后期的作品，未见乾隆前期的相关器物，推测这可能与乾隆末年日本对“中国趣味”流行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与日本煎茶道（即泡茶）文化的盛行密切相关。煎茶道不仅影响了后来的日本抹茶文化和茶道的发展，也促使日本向中国订制相关器物。其次，19世纪后期正是日本对异国情调器物追求日益高涨的时期，日本不仅对中国器物保持浓厚兴趣，也开始对其他国家的器物与文化表现出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随后，任志录老师对于收藏大量清代瓷器的广海家及野崎家的身份等级表示好奇，并询问清代瓷器在日本宫廷中的使用情况。尾野先生表示，两家皆为当地豪商，其中野崎家的地位及权势最高。此外，目前并未在天皇身边发现清代陶瓷的使用痕迹，但是有发现一些贵族公家进行使用，他们所使用的应为通过萨摩藩转到公家的御窑瓷器。同时，由于目前所有的日本皇室用瓷皆归宫内厅管理，因此学界目前还无法对具体情况有充分了解。

第四及五场的会议主题为“东亚陶瓷的流通”，分别由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员任志录和深圳博物馆研究馆员郭学雷主持。

高丽大学教授金允贞以“高丽王朝（918-1391）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现状和意义”为题进行报告，研究由金教授与博士生金昭延合作完成。高丽王朝（918-1391年）期间，与中国吴越、宋、辽、金、元等王朝在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展开了广泛交流，陶瓷作为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多元文化互动的痕迹。报告人对高丽时代传入朝鲜半岛的中国瓷器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涵盖了国内外博物馆及遗址出土文物。从出土情况来看，墓葬出土瓷器最多，其次是寺庙与宫殿遗址。根据出土地点的不同，瓷器可分为开城地区和非开城地区，二者在种类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总体而言，白瓷和青白瓷在所有出土瓷器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例，且这种趋势在开城地区及其他地区均有体现。除此以外，还发现黑釉瓷器以及耀州青瓷等产品。其中，报告人提到开城地区尤为特殊，出土了元代磁州窑带有“内府”铭文的梅瓶、绞胎瓷和孔雀蓝釉瓷等，备受学术界关注。寺庙遗址中，济州岛外的遗址主要出土景德镇、定窑和耀州窑产品，器型组合较为规范，而济州岛则出土了龙泉窑青瓷及福建、广东地区的粗质瓷器，反映其在宋日贸易路线中的地理优势。报告人在最后提出，学界对高丽陶瓷文化的认识多集中于高丽时期本土烧造的青瓷与白瓷。然而，学界应当更多地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以更宏观的视野重新评估其文化倾向，而不应仅仅从制作地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和研究。

筑波大学博士生邱宁斌带来主题为“日本、韩国出土联珠纹绿釉杯研究”的报告。报告通过探讨在日本和韩国出土的几例中国北朝至隋朝时期联珠纹绿釉杯的产地、年代、装饰纹样，透视6至7世纪东北亚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情况。首先，通过观察日本奈良藤原宫石神遗址、长崎县壱岐市双六古坟以及韩国庆州雁鸭池遗址出土的釉陶标本，可知日本、韩国出土的几例铅绿釉器物的年代约为6世纪末到7世纪初，即北朝晚期到隋代，其产地很可能是邺城地区周边的窑场。此类联珠纹铅釉陶器，其凸起的乳钉装饰为贴塑在上面的泥点或者泥片，相对容易脱落。这种装饰的手法实际上在此之前并不常见于陶瓷器的装饰，制作的难度也较大，很可能是仿自中、西亚地区的蓝、绿玻璃器。关于杯身联珠纹的装饰，根据同时期石窟、造像、陶瓷器上的同类装饰，推测可能为联珠人面纹的简化或变形纹饰。联珠纹铅釉陶器在韩国的出土地均为新罗遗址，而日本的出土物又与新罗陶器伴出，显示出这个时期东北亚地区物质文化交流的情况。壱岐岛紧邻对马岛，是朝鲜半岛与日本群岛交流的交通要地，日本出土的中国北朝至隋代的铅釉陶器，可能是经过新罗获得。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学艺员陈彦如发表了题为“日本京都出土的天目碗”的报告。宋式点茶文化传入日本后，经历了独特的演变，至今仍以茶道 “茶之汤”的形式延续。而天目碗则是揭示这种饮茶文化在日本的传入与变迁过程的关键物质证据之一。因此本研究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利用京都积累的超过2500处的遗址调查和以土师器皿（低温陶容器）为指标的30年间隔的精确陶器编年，希望更详细地理解日本社会饮茶文化的接纳和发展过程。通过对京都遗址与土师器皿同时出土的天目碗进行器型分类和数量统计分析，报告者认为京都出土天目碗可分为三个时期：1）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小型天目碗大量出土，但难以认定为饮茶用，因而未有明确用于饮茶的中国天目碗在此时期出土。不过，日本（濑户窑）的建盏仿制品开始出现，可推测用于饮茶；2）15世纪，推定用于饮茶的中日天目碗出土量大幅增加，以“灰被”天目及日本仿制品为主；3）16世纪后，几乎不见中国天目碗，日本濑户美浓天目碗占据主导地位。17世纪初，日本天目碗数量急剧增加，并出现唐津地区的产品，呈现出产地多元化趋势。通过碗底茶筅痕迹分析天目碗可能的使用方式，并结合以上的时间节点，推断饮茶文化在世俗社会中开始传播的时间明显晚于先前研究。此外，报告认为“灰被”天目碗仿制品最早出现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为中国“灰被”天目碗的年代判断提供了新的参考。

复旦大学博士生袁悦报告了与复旦大学教授郑建明共同进行的研究——“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龙泉窑瓷器再认识”。近年来，江苏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了超过150吨的瓷器残片，以庞大的遗物总量引发了学界诸多关注，是目前所见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研究通过对器物磨损痕迹的观察，将遗址所出龙泉窑产品分为尚处于流通环节的商品瓷和已进入使用环节的日用器两大类。其中，日用器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区，多为明代产品，在质量上可分为精细类及粗制类，其中以粗质类数量最多。这一发现对认识该遗址及所出龙泉窑青瓷的性质，以及该地作为贸易中转地的功能分区、地位等级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而商品瓷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元代中晚期，产品面貌与新安沉船出土的瓷器在年代和质量上存在差异，却基本囊括圣杯屿沉船所见龙泉窑青瓷类型，表明元代中晚期当为该遗址作为瓷器贸易集散地的繁盛时期。通过考察太仓城市历史及内部布局发现，樊村泾地区的兴起与元代太仓海漕活动兴盛而同期其他港口多沿海暴乱的背景密切相关；其所在致和塘城内区域商贸属性的衰减，则应与元末明初时期刘家港主港区的萎缩与南移存在较为直接的关联。

研讨会最后以“韩国陶瓷研究的新进展”为主题展开，由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副主任兼研究员陈洁主持。

高丽青瓷博物馆研究员曹银精报告题目是“高丽时代青瓷瓦的制作及其建筑文化意义”。在12世纪高丽中期，青瓷瓦的出现标志着瓷器制造业向建筑材料领域的一次重大拓展，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建筑技术和瓷器样式的重要断代依据。考古发现中，发现了可与《高丽史》中记载的毅宗11年“养怡亭盖以青瓷”的记载对应的实物证据,表明青瓷瓦的历史比中国景德镇湖田窑的白瓷瓦早出100多年，报告基于这些发现，从多角度出发探讨青瓷瓦在高丽社会建筑中的地位和影响。首先，青瓷瓦在建筑领域的出现，不仅象征着瓷器制作技术的成熟，也标志着建筑技术的显著进步。另外，报告中提到，青瓷瓦上出现的纹饰，如海石榴华、龙牙蕙草和牡丹折枝等纹饰受到了中国文化和高丽佛教美术的影响，分别象征着净土化生、长生无极和荣华富贵。其中，青瓷瓦上的牡丹折枝纹也表明其设计受到了宋代皇室建筑的影响。最后，配备青瓷瓦的建筑通常出自王室的离宫建筑，尤其在期盼王朝统治更加长久而建立众多离宫的毅宗时期被广泛应用，并将具有“一池三山”布局的宫苑视为现实中的仙界。养怡亭、太平亭等建筑的命名，也源自道教的术语。曹银精认为，青瓷瓦的制作和使用不能简单地看作毅宗的好奢之风，而是在12世纪前期中国建筑和统一新罗时期建筑纹饰的影响下，结合当时高度发展的制瓷和建筑技术所诞生的产物。

在讨论环节中，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馆员崔倩提出，青瓷瓦有着不同的颜色，这是烧造时产生的瑕疵还是有意为之。对此，曹银精表示，青瓷瓦在颜色上确实存在等级的区分。其中，康津地区生产的高品质青瓷瓦一般属于毅宗的宫殿或别院所用到的高丽秘色青瓷，成品较粗造的青绿釉瓷器大部分在扶安地区生产。虽然扶安地区生产的瓷器也有品质较高的作品，但仍以粗瓷瓦为主，通常为朝鲜半岛各地寺庙所使用。

韩国高丽大学助教授金恩庆作“朝鲜后期颜色地釉下彩瓷的出现与发展”为题的报告。“颜色地釉下彩瓷”使用至少两种颜色进行装饰，“单色白瓷”则是将整个瓷器外壁均匀涂覆釉料。这两种瓷器最早出现于朝鲜后期，它们的出现，与清朝彩绘瓷器及新兴的日本瓷器大量传入朝鲜密切相关。受儒家思想深远影响，朝鲜社会崇尚朴素的白瓷，对色彩的使用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然而，随着朝鲜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两班贵族为核心的身份制度逐渐动摇。由于外国传入的瓷器色彩丰富，受此影响，朝鲜的文献、绘画作品和出土物中亦相继开始出现彩色瓷器的身影。与此同时，19世纪北学对考证学的接纳是基于对现实事物的辩证分析，颜色的使用反映了对客观信息以及事实性的重视。各阶层都能使用各种颜色，推动了颜色地釉下彩瓷器的出现和普及，这标志着朝鲜后期终于实现了颜色使用的自由。

最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片山まび发表题为“万历朝鲜战争时期倭城出土陶瓷及其意义概述”的报告。本报告旨在深入探讨丰臣秀吉于1592至1598年间对朝鲜实施的侵略事件，即“壬辰战争”对中韩日三国陶瓷器文化交融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以倭城为中心，探讨其出土陶瓷的最新材料及意义。倭城，指的是“壬辰战争”发生期间日军筑造的日式城郭，至今仍留存于韩国庆尚南道和全罗南道。倭城遗址出土的陶瓷具有多元化的特征。首先，出土的日本陶瓷以备前窑擂钵和土器（无釉陶）为主，可能用作倭城兵站的储藏器或武器制造用器。而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器则可能与宴会活动或掠夺行为相关，部分遗物或与明军有关，另有部分明代青花瓷器的流入途径不明，许多课题仍待考察。除此以外，该地出土的朝鲜陶瓷与后来日本九州有田地区由朝鲜陶工烧制的白瓷（白釉陶器）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前者甚至可被视为后者发展脉络的源头；尽管倭城曾发生惨烈的冲突，它依然是中日韩三国人民交汇的重要历史见证，报告在最后呼吁中、韩、日三国的研究者加强学术合作，进一步探讨不同历史事件为文化历史交流带来的复杂性和深远意义。

在研讨会的尾声，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主持闭幕式，高丽大学教授金允贞、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教授片山まび以及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刘朝晖先后致辞。三位学者皆对本次研讨会的圆满落幕表示衷心地祝贺，也对景德镇申遗表示深切地祝愿。

金允贞教授表示，与景德镇申遗办、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合作，为本届研讨会的议题增添了新的围度，通过东亚三国的紧密交流和相互影响必将共同推进陶瓷史研究领域的发展。

片山まび教授认为了此次会议超越了对出土文物的简单审视，挖掘了陶瓷作为人类血脉的重要意义，在短短两天的交流中，令她对陶瓷的生命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刘朝晖教授最后总结道，陶瓷与窑址的研究不应停留在物本身，还需与背后的语境和历史文化紧密结合，只有从一个更宽阔的视野观察中国文物和考古，才能透视交错的内部，因此希望通过建立东亚陶瓷研讨会这一开放的学术平台，持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化，也欢迎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的加入，为理想中的学术研究共同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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