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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魔法坏女巫》是成功的，它创造了音乐剧改编电影的最高首周末票房，上一部能在电影市场掀起风暴的百老汇改编要追溯到1978年的《油脂》。这电影又不够成功，它得到了北美和欧洲评论界的认可，可是人们揶揄它的2小时40分钟的片长：“电影用了音乐剧全剧的时长，结果只拍了第一幕？”有人调侃，感觉自己看了半场演出，在幕间休息时被赶出剧院。

电影《魔法坏女巫》能破除“百老汇改编电影失败魔咒”，恰恰是因为导演没有亦步亦趋地把一部长虹的音乐剧迁移到大银幕，电影大胆脱离百老汇深入人心的舞台意象，把音乐剧、原作小说和作为起源的童话《绿野仙踪》以及1939年的老电影，共同作为素材，在低幼的情节里创造缤纷的银幕奇观。

小说《魔法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一生》看起来是重述经典的非主流，但延续着美国主流文化反复探讨的主题，为边缘人物正名，包容差异，允许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格雷戈里·马奎尔的小说《魔法坏女巫：西方坏女巫的一生》出版于1995年，作者颠覆式地想象了《绿野仙踪》里的“恶人”西方坏女巫被误解的一生，她先是因为拥有特殊的绿皮肤被排斥，之后因为识破奥兹国魔法师的谎言而被权力的话语污名化。捍卫被欺凌的弱者、并且反抗权威的“坏女巫”艾芙芭，是带着“反英雄”色彩的边缘人。这部小说看起来是重述经典的非主流，但延续着美国主流文化反复探讨的主题，为边缘人物正名，包容差异，允许多元化的价值观念。

这也是好莱坞A类大制作反复使用的万金油主题，所以环球电影公司在千禧年前后就着手改编这部小说。只是歌舞片的计划先落地成音乐剧，《魔法坏女巫》团队在创作前期的第一次剧本围读，就是在洛杉矶的环球片厂办公室。《魔法坏女巫》于2003年10月在百老汇首演，这并不是它的首秀，真正意义的首演是5个月前在旧金山卡伦剧院。当年24岁的亚裔青年朱浩伟作为群演参与了在旧金山的两场试演，小伙子没想到20年后他将执导同名电影。

弗兰克·鲍姆的《绿野仙踪》出版于1900年，女孩多萝西在奥兹国的历险和返乡，涵盖了20世纪美国流行文化的主题：在路上的自由，变成“更好的自己”，警惕权力及其谎言，以及冒险的尽头是回家。马奎尔的小说试图让童话的种子生长出政治表达，但这部分内容在音乐剧里被过滤了，音乐剧重拾《绿野仙踪》的童话气质，以西方女巫的身份重演多萝西的经历，看似平凡的女孩在陌生的地方爆发了她未知的潜力，识破权威的谎言，最终和家人团圆。

音乐剧《魔法坏女巫》的成功，得益于词曲作者斯蒂芬·施瓦茨写出《没人同情坏女巫》《受欢迎》《反抗重力》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且输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意象——大大小小相互嵌合的齿轮包围了舞台，象征魔法师把奥兹国变成机械般冰冷无情的地方；照亮舞台的灯光成女巫三角帽形状，舞美细节和群演服装呼应艾芙芭的肤色，整个舞台呈现浓淡层叠的绿色，隐喻“坏女巫”带来希望和生机。“齿轮”和“绿色”是这部演了超过20年的音乐剧最具辨识度的元素。

电影《魔法坏女巫》在熟悉的、雷霆般的《没人同情坏女巫》大合唱中开场，然而影像带来的冲击是直观的：这不是音乐剧观众了解的舞台剧了。随着“好女巫”格琳达的旁白讲出“坏女巫融化在一桶水里”，镜头离开阴森城堡，全景是奥兹国的彩虹田园，多萝西和伙伴们的背影惊鸿一瞥地出现在画面边缘。

《魔法坏女巫》开始在《绿野仙踪》开始的地方，是小说写到的多萝西从梦中醒来所见奇异景象。

《魔法坏女巫》开始在《绿野仙踪》开始的地方，是小说写到的多萝西从梦中醒来所见奇异景象：在无比美丽的土地上，盛开五颜六色的鲜花，绚丽的飞鸟在树丛里翻飞，人们戴着带铃铛的帽子唱歌跳舞。“坏女巫”的这抹绿色，被投入到杂色的调色盘里：格琳达是粉色的，翡翠城是浓绿的，金色的道路穿过七彩花田。电影《魔法坏女巫》不是把音乐剧再现到银幕上，而是用音乐剧的载歌载舞方式，再次唤醒《绿野仙踪》的世界，让1939年的银幕童话穿越时空复苏在2024年。

《绿野仙踪》在1939年上映时，票房为300万美元，同一年《乱世佳人》的票房是3.9亿美元。《绿野仙踪》的首轮放映以米高梅公司损失110万美元收场，它没有在第一时间被美国观众接受，却在未来几十年里塑造美国电影的风貌——这部电影最卓著的特点是用简单的情节串联丰富的视听奇观，从1940年代起，这成了刻入好莱坞大制作的DNA。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和斯派克·李这些影响了美国电影方向的导演，都是《绿野仙踪》的影迷，美国电影界的怪才约翰·沃特斯说：“成为西方坏女巫是任何一个不愿做乖仔的野孩子的梦。”

《魔法坏女巫》是“野孩子”渴望的《绿野仙踪》，导演朱浩伟把这则童话新编塑造成一场梦的戏剧。

《魔法坏女巫》是“野孩子”渴望的《绿野仙踪》，导演朱浩伟非常敏感地把这则童话新编塑造成一场梦的戏剧。音乐剧和电影的“女巫飞天”的场景同是高潮段落。在剧院里，舞台空间和特技是有限的，演员不可能原地起飞，但是假定性的表演结合激昂的演唱，让观众短暂地获得精神层面的超越感。电影展开了实在的世界，塔楼是具体的，乌云密布的天空也是具体的，特效画面制造了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的“一飞冲天”的场面。变换的镜头带来了多样化的景别，观众既从全知的视角俯瞰艾芙芭的蜕变，又进入女孩的主观视角，沉浸式地体会“反抗重力”。女主角辛西娅·埃利沃的表演让这个段落看起来是奇迹显灵的时刻，就像沃特斯形容的，这是惊恐交织着渴望的“野孩子的梦”，清醒地体会一场不可能的梦，这是电影施展的特权。

朱浩伟强调，这部电影的时间太长，因为他不能舍弃原剧任何一段歌舞。电影从舞台转向奥兹国实景时，原先的唱段成为规模更庞大的奇观。剧中的男主角费耶洛唱《轻舞人生》，是发生在图书馆里的校园日常。转校生费耶洛性格奔放，点燃了死气沉沉的校园，电影放大了音乐唤起的主观感受，“大闹图书馆”成为一场肆意的校园马戏。导演和布景师设计了三个摞满图书的巨大滚筒，他们称之为“风火轮”，扮演费耶洛的乔·贝利和群舞演员们在三个滚筒之间奔跑、舞蹈、歌唱，这个段落把来自剧场的素材改造成吸引力电影独有的视觉奇观。同样，导演利用镜头带来的景别差异，突出格琳达的主观视角，有意识地渲染费耶洛这段炫目的舞蹈是“格琳达看到的他”，这是女孩浪漫的想象，也是来自女性的凝视。

朱浩伟的兴趣在于“更大的声量，更大的场面，更大的奇观”，这让影片显得膨大臃肿，但不至于难看，热闹的歌舞、糖果般的色彩、帅气的王子和玫瑰色的幻想总是赏心悦目的。留恋旧好莱坞的影迷也许比剧迷更能接受这部电影，因为看它如同看《绿野仙踪》还魂，它并非给百老汇作品《魔法坏女巫》在过去21年的成就庆功，而是唤起好莱坞大电影的乡愁——用天真的叙事给观众造一场绚烂的白日梦，如今能带来梦幻感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