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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28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在《解放日报》发表专文《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这一学术论断。这一年，樊树志67岁。20年后，2024年11月3日，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办，这部皇皇200多万字的作品是樊树志在80岁后独力完成的。
“我把学术研究的时间延长了20年。”米寿之年的樊树志开玩笑道。
这一天的座谈会，来自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来自复旦大学史地所、中文系、历史系等学者三十余位聚集一堂。会议室外，整整一上午的研讨，始终有多位年轻学子站在窗边旁听。
会场外始终有年轻学子旁听。
“樊老师的书有强大的内在历史逻辑和历史的纵深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力行说，“在明清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樊树志始终是学术前沿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后，《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开了江南研究的先河，是一部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必读的经典。《重写晚明史》也可以说是江南市镇研究的延续和扩张。樊先生广征博引，从传统史书，从日本、韩国的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述中，通过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海外贸易的领导者和绝大多数的参加者是中国的走私商人，而不是倭寇。”
“樊老师所说的晚明大变局，我理解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全球史的视野，晚明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也即随着15世纪末叶至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席卷东西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为加速，而晚明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其中。二是晚明自身也出现了很多新气象，经历着自己的大变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教授虞云国说，阅读《重写晚明史》，樊树志提出的两个观点引起他进一步的思考，一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二是用全球史眼光来看，“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
新书揭幕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说，《重写晚明史》是在全球化视野之下，解剖晚明社会吏治制度从全盛走向灭亡过程之中的众多细节，鸟瞰式地描述了整个晚明社会各种层面上的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谈到，“《重写晚明史》给我的启发是，以往我们谈论世界近几百年变化时，都会不自觉地落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陷阱，遮蔽了考虑历史的另一个维度。”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说：“在中国断代史领域，一向有晚清大变局、唐宋变革、元明变革之说。樊老师纵横捭阖，理清了晚明复杂的历史头绪，高屋建瓴而又敏锐地指出晚明也有大变局。”
“《重写晚明史》全面整合了近四十年中外学界的晚明史研究进展，既给非晚明史学者了解该领域前沿进展提供了门径，也给晚明史学者在宏观框架下思考自身研究定位以及未来突破方向提供了基本架构和地标。”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十分认同樊树志的观点“没有晚明大变局就没有晚清大变局”，“甚至晚明大变局更重要，因为它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下发生的，影响更为深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说，“樊老师用的很多原始资料是不常见的，而且他不仅重视新材料，也非常重视理论性，这是他能提出晚明大变局这一论断的重要原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谈到，樊树志在《重写晚明史》中关注到晚明的危机，但同时更关注到晚明社会本有的转机，所以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说法，深化了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识。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表示，晚明史有零星专题式著作，但几乎没有真正的系统性著作。“《重写晚明史》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内容详细、议论精深、观点鲜明的里程碑式晚明史著作。”
著名财经媒体人叶檀是樊树志的博士生，回顾历史学习对自己的影响，她说，“如果说我对市场的看法有哪里和别人不一样的话，就是因为我在樊老师身上学到了历史的视野。放到当下来看，我认为大变局远远没有完成，所以我经常会产生跟单纯研究市场的人很不一样的感受。”
向复旦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赠书
商务印书馆国际公司总编辑、编审李静说，“重写晚明史”是有根源的，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晚明史》，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樊老师在此基础上再作修订，再次创新，由两卷本扩充为五卷本，这种突破和创新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用“两个二十年铸就三个高峰”形容樊树志最近20年的学术历程。第一个“二十年”是指他从200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大众化方向的第一本书《国史十六讲》至今，刚好20年；第二个“二十年”是指在《解放日报》发表《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至今天《重写晚明史》五卷本出版，也是刚好20年。在这20年中，2004年的《国史十六讲》、2015年的《晚明大变局》和五卷本《重写晚明史》成就了三座学术“高峰”。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被《重写晚明史》的写法所打动，“写世道容易，写人心难。樊先生在后记里特别强调，晚明这段历史让他感觉到辉煌、苍凉、悲愤、无奈。在他的书里，除了史的方面，还看到文笔上的美：要言不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小大由之。”
“从1988年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开始，樊树志教授已有15部专著出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教授黄洋感慨，“退而不休、孜孜治学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说，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樊树志的学术视野和前沿意识是后辈学人的榜样。他的笔耕不辍背后，是对学术发展传播的责任感。